光明日报|彭正梅:让教师引导可见的学习

  “哈蒂排名”让我们认识到教育改革和治理要从结构转向人员,进而言之,就是要转向教师。教师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中扮演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说哈蒂发现了“教学的圣杯”。

  这些案例表明,改善不只是发生在富裕的学校、优秀的班级或者卓越的个体身上,那些处于不利、劣势和边缘的学校和群体仍然能够取得极大的改善,而在这些改善的背后凝聚的正是教师的不懈努力。在哈蒂看来,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一个“调节器”,放大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影响,同时中和它们的负面影响,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不仅是知识和文化的传授者,更要成为儿童学习的社会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最重要”并不意味每位教师都同等重要,而是说那些能够发挥其影响力的教师“最重要”。一位有热忱、善激励的教师会对学生的人生轨迹带来极大的影响,使其终身受益。

彭正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

  当然,哈蒂并没有将其目光局限于教育元分析这单一的路径上,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另一条很有前景的教育科学化路径,即从大脑认知机制入手的学习科学。他的新作《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就是从最具前沿性的学习科学,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阐述、论证和回应“可见的学习”的主要观点。

  需要提醒的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语法是涉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可见的学习,但目前国内的倾向有点过度关注学生的学习,在有意无意地弱化教师的作用,好像学校教育变成了学生的学习。我们要记住,当教师从学生的视野看待学习,学生从教师的视野看待自己时,这才是可见的学习的完整故事。进而言之,当教师成为他们自己教学的学习者、学生成为他们自己的教师的时候,学生学习的最大效果才会发生。

  如果教师一味感叹“寒门再难出贵子”,为自己的势单力薄而顾影自怜,或者抱怨自己所在的学校缺乏优越的条件、没有优质的生源,那么他就忽视了自己的影响力,低估了自身潜在的影响力。认识你自己,这是对每一个体的要求;而认识你的影响力,应该是教师的重要职责。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系列研究,就是一个关于有热忱、善激励和高影响力的教师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目前学校教育改进的关键。

  最后,对于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的研究,我们也要持谨慎态度,一方面人的学习就像爱情一样,似乎总是在别处。“可见的学习”的研究成果,不能被过于夸大,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矫正,否则会狭隘地理解人的不确定的可塑性,进而损害人类至今为止努力争取的尊严。当然,迈向可见的学习,是人类持久的好奇和意志,没有实证的努力,人类的尊严也总是模糊而不确定。因此,我们赞赏目前国内教育界出现的实证研究的风气。但是,在我看来,很多人的实证研究都是为了发表论文,他们只把实践当工具,没有真正的改善实践、改善人性的关怀。因此,我们把《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可见的学习(教师版)》《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以及《可见的学习在行动》完整地引入到了国内,为目前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经典样例。我们期待中国的可见的学习。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约翰·哈蒂教授尝试综合迄今以来教育实证研究获得的重要证据和结论指出——教师最重要。其研究发现和实践成果被浓缩在《可见的学习》系列丛书中。《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以及《可见的学习在行动》中文版即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推出,加上此前已经出版的两本著作,约翰·哈蒂构建的轰动世界的“可见的学习”系统研究将完整地进入中文世界。

编辑|吴潇岚

  哈蒂没有仅仅“纸上谈兵”,而是积极地将理论孵化成切实可行的教师培训和学校改进项目。他认为,过往的学校教育改革大多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时之好,而没有建立在稳固的证据之上,因而也没有将改革持续下去的动力。为此,哈蒂的团队就与认知教育公司展开合作,设计了“可见的学习 ”项目,采取结构化的学校改进模式,组建学校指导联盟,制定详细的时间表去监控各种措施的落实情况,让那些基于证据的新活动成为学校日常运作的常规事项。

  翁绮睿:“可见的学习”系列责任编辑

  哈蒂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教师行动研究的“凯米斯程序”,即“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再计划”,进行了改良和具体化,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影响循环”的学校改进模式,其中包括五个阶段:(1)判断学生的现阶段学习成果,即学生处于哪一个水平,他们的学习需求是什么,预期取得的理想成果是什么;(2)审视教育者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取得理想成果,教师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与学生的需求相匹配;(3)教师要有计划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包括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和保证计划的落实;(4)搜集证据,评估教学对学习的影响,学生的行为发生了什么改变;(5)运用工具和教师收集的证据去理解当前的情况,并计划下一个目标,重新开始这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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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正梅:哈蒂认为教师应该成为学习的“activator”,即“激活者”。这里的“激活者”不是说,教师只需“激活”学生的学习就可以退居幕后。哈蒂主张教师应该更强势地介入或干预学生的学习,这种角色区别于探究式学习或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教师作为“辅助者”或“促进者”(facilitator)的角色,尽管后者目前更加受到教师的青睐,或者被主流话语所倡导的——教师应该赋予学生更多的自由,让学生接管自己的学习,只在必要时提供最低限度的指导。但哈蒂明确反对这种教师角色,他认为这是在鼓吹教师放弃履行其职责,成为了无效教学的借口。在哈蒂看来,即使教师不必成为课堂的中心,他也必须像导演一样掌控教学的整个过程——教师要有意识地创造“认知缺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好奇心;在学习过程中,提供即时的过程性反馈,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寻找自身影响力的证据,将评价作为改善教学的依据。

  哈蒂运用元分析的统计技术,耗时15年时间,对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涉及2.46亿儿童的教育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一次工程浩大的综合和总结。他向人们展示了教育“科学化”的一种可能路径,即收集教育领域的庞大数据,找出最有效的或者成本效益最高的干预措施,以此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进而尽最大可能地改善教育系统。“可见的学习”研究及其学术话语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教育与哈蒂的结论有诸多重合而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让学习可见”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表层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应该包括高阶能力的学习。对于后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学业成就,改变评价的内容和方式,基于证据寻找有效的教学策略。

  哈蒂的第二本著作《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地促进学习》延续了这一主题,进一步澄清了教师所应承担的角色和职责,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了通用的心智框架,并为每一个框架列出了详细的检查单。检查单在医疗行业中得到广泛运用,尽管最初很多外科医师拒绝使用检查单,认为检查单限制了他们发挥的空间,降低了他们的专业性,但如果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医生的家人,90%的医生会选择使用检查单,因为检查单可以确保关键事项不会被遗漏。因此,哈蒂主张教师应该像外科医师一样,建立起一种“清单式”的自我管理机制,即利用检查单去反思“可见的学习”心智框架是否得以落实,自己的行为和实践是否合乎预期。他认为,教师不应该只是学生身边的向导,而应该以一种强有力的角色介入学生的学习,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对学生施加影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同时收集自身对学生影响力的证据,并基于证据持续不断地改善教学。哈蒂的口号是:“认识你的影响力”,做卓越的教师!

  《可见的学习》的主题与这样的国际趋势不谋而合,哈蒂这份耗时15年、涉及800多项元分析、50000个实证研究和2亿多儿童的“可见的学习”,就是要解决对于学业成就“什么最有效”的问题。哈蒂不再问“什么有效”,而是问“相对而言什么更有效”。“可见的学习”力图把138个(现在已经达到200多个)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按照其效应量大小放在同一根尺子上,这就是著名的“哈蒂排名”。有些国家按照“哈蒂排名”来确定和调整自己的教育改革重点与方向。很多学校和教师都希望找到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可见的学习》正好回应了这样一种需求,它有坚实的证据基础,并且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教育是一个喧嚣纷扰、充满争议的领域。到底什么是影响学业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是如何学习的?如何改善学校教育?类似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广大教育者的心中。

  《可见的学习》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与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运动兴起相关,其特征是越来越强调竞争、效率和问责。很多国家都将改善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视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PISA等大型国际测评项目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教育事件,其测评结果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引发了各国的教育改革焦虑,即到底应该如何提高学业成就。

教育改革中的教师因素

  翁绮睿:哈蒂的研究揭示了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关键作用,与教师有关的因素效应量也是最高的。为了实现“可见的学习”,理想的教师角色是怎样的?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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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哈蒂的惊人发现可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古人言“为学莫重于尊师”,尊师重教一直以来是东方社会的传统,哈蒂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能只是证明了一件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事情。哈蒂主张更强势的教师角色,推崇有清晰目标和反馈的直接教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中国教育方式的捍卫,但我们不能为此而沾沾自喜。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哈蒂的研究结论建立在过去对学业成就的测量之上,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倾向于以特定科目的标准化考试分数来定义学业成就,而这些考试通常考查的是容易测量的表层知识。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创造力、沟通和合作等难以测量的高阶能力在以往学业成就的概念中所占的比例甚少,但它们是个体在21世纪过上幸福生活、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哈蒂的结论是否仍然适用于这些高阶能力,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我认为《可见的学习》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触碰到教育学科和实践的专业化问题。教育的专业门槛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拥有教育的经验。对于教育议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们实施何种教育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在很多时候只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时之好。《可见的学习》则是体现了教育的一种专业化转型,它强调教育决策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哈蒂将这种教育转型类比成原始医学向现代循证医学转变的过程,他认为那些不采信证据、基于主观偏好的教育实践就如同千百年前未成熟的医学一样,进行着“最轻率和最不负责任的人体实验”。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这些因素归类到学生、家庭、学校、教师、课程和教学六个范畴,我们会发现它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教师最重要!”在此基础上,哈蒂批评了在西方占据主流的建构主义教学方法,并认为建构主义削弱了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反映舆论的偏好,而非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他主张教师主导的直接教学和基于证据的教学改良主义。

  彭正梅:“哈蒂排名”是按照效应量大小来对138个学业成就影响因素的效应量的排序。尽管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比较小,但影响因素比较大的效应量也很少,大致成正态分布。哈蒂把0.40作为一个关节点,他把大于0.40的影响称为“期待效果”。如果把138个因素归入到学生、家庭、学校、教师、课程和教学6大类别,我们可以看出,对学业成就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教师。

编辑|吴潇岚

  哈蒂借用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界定了三种学习结果:物理世界的表层知识,主观世界的思维策略和深度理解,以及观念世界的“建构的现实”。学习的第一阶段发生在表层,学生通过大量练习掌握某个领域的概念、事实和原则;然后,当表层知识达到自动化时,学生有更多可用的心智空间进行深度学习和发展思维策略;最后,学生能够将这些思维策略和深度理解迁移到不同的情境中,并根据需求对其进行重构,展现出创造力和灵活性。由于表层知识最容易被测量,考试最常考查的是表层知识,而在以考试和分数为导向的氛围中,我们的学习很可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反复操练,在达到熟练以后就戛然而止。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按照哈蒂的理解,我们的做法已经为学生发展高阶能力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但没有刻意去发展高阶能力。学生缺乏机会和空间将学习拓展至深度学习,乃至迁移和创造性学习的阶段,但这两个阶段正是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沟通与合作等高阶能力的关键。

教育科学化的可能路径

来源|中国教育报

  哈蒂2009年出版了《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立即引起了整个西方教育界的轰动。在英国,本书被誉为“教育圣经”,《泰晤士报教育副刊》称哈蒂发现了教学的“圣杯”;在德国,本书被誉为教育者的《哈利·波特》,《明镜周刊》认为哈蒂的研究使教育改革的讨论“回到事情本身”;在北美,众多教育研究者呼吁运用哈蒂的研究结果来改进课堂教学;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个课堂里,每天的每一分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有哈蒂的影子。这本著作是继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报告》发表以来最为重要的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综述,具有革命性的里程碑意义。

  翁绮睿:那么,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究竟发现了“什么最有效”?“让教学对学生可见,让学习对教师可见”,这就是“可见的学习”。您能否详细解释应当通过哪些方式让教学和学习“可见”?

  以往大部分的教育实证研究都“处于费希尔体系的支配之下”,或者说仅仅考察了统计的显著性,而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的差异有多大,这种思维使我们产生了在教育领域“一切皆起作用”的错觉。哈蒂认为,我们不应将注意力放在什么因素能够起作用上,而是应该关注什么因素更有效。为此,哈蒂对800多份元研究中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将这些因素都放在同一根尺子上来进行考察,这就是国际著名的“哈蒂排名”。如果我们细看这个排序,就会发现对学业成就影响最大的一些因素不是教育者热衷谈论的课程设计,也不是政策制定者着力改善的学校环境和办学条件,而是与教师和教学相关的因素。

  翁绮睿:有读者认为,哈蒂的研究为中国学生在国际评价中的优异表现提供了注解,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中国课堂更多采用直接教学,中国教师会要求学生通过刻意练习掌握知识,等等。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学生的学习离“可见的学习”还远吗?

尊师重教的中外传统

美高梅网址,  彭正梅:我对德国教育的动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可见的学习》)(教育科学出版社)当时在德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反响,一时间几乎所有教育者都在谈论和引用哈蒂的研究,这是非常罕见的。德国的很多同行向我推荐此书,包括德文版译者克劳斯·齐雷尔(KlausZierer),这促使我决定将此书引入中文世界。当然,《可见的学习》在英文世界也是影响甚广,成为了政策制定者最常引用的文献之一,《泰晤士报》甚至称它找到了“教学的圣杯”。

  “可见的学习 ”项目已经在全球多个地区的学校中开展,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欧等,这些学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可见的学习”社区。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基于可见的学习理论的学校改进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在即将出版的《可见的学习在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学校基于“可见的学习”理论而衍生出的一些教学案例。

  彭正梅:毋庸置疑,《可见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教育方式的有效性。中国学生确实在很多大型国际测评项目中名列前茅,但真正困扰中国教育的并不是如何取得更好的学业成就,而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的学生缺乏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作者|彭正梅(我校国际与比较教育所教授,主持翻译了《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和《可见的学习在行动》)

  我们可以从“哈蒂排名”中看到,“教师可信度”是效应量最高的影响因素之一。营造一种“让错误受到欢迎”的互信、尊重和公平的氛围,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增强学生感知到的教师可信度。一旦信任得以建立,教师的言行和人格品质就会对学生产生持久的影响,这种效应与学生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无关。因此,哈蒂认为一位有热忱、善激励和高影响力的教师能够缓冲家庭和社会的不利因素,放大其有利的因素,让学生终身获益。

  翁绮睿:彭老师,您是最早把约翰·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系列著作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您认为“可见的学习”的独特魅力是什么?

  哈蒂在《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中谈到教师的另一种角色是“社会示范者”。这种观点很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向来非常强调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哈蒂探讨了这种角色定位背后的“社会脑”假说,这种假说认为,人类进化出了一个对社交线索十分敏感的大脑,这使得我们非常擅长于察言观色,通过观察来模仿和学习他人的行为。神经科学家在人的大脑中发现了镜像神经元的机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假说,在学校这个有限的空间内,教师作为“更有能力的他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生观察和效仿的对象,学生需要确信他们的教师是可信、负责任和值得尊重的。

  除了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学研究以外,另一种很有前景的科学化研究路径就是从“人如何学习”的大脑机制入手的学习科学和神经科学。哈蒂的新书《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试图从最前沿的学习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切入,推动教育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就是从后一种路径诠释、论证和回应了在元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因此,“学习的可见”要求教师要从学生的视角看待学习——理解学生的现有水平,设计有挑战但难度适中的教学任务;为学生搭建脚手架;采取合适的评价方式,了解自身的影响力;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教学;向学生提供有效反馈。学生要成为自己的教师——发展元认知能力来管理学习,清楚地意识到学习意图(即要达成什么目标)和成功标准(即什么迹象表明已经取得成功);掌握和使用学习的语言;根据反馈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或寻求同伴或教师的帮助。《可见的学习(教师版)》为教学的每个阶段设计了相应的检查单,《可见的学习在行动》展示了很多学校和教师如何开发和使用合适的工具来促进这个过程,比如评价量规或矩阵、检查单、学习进程可视化等。“认识你的影响力”是“可见的学习”的最有力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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